從小到大，我也不知道錢穆、唐君毅是鄰里。

直至看到2005年1月9日明報〈深水埗的哲人足跡〉一文，才如夢初醒，笑嘆自己無知。

「艱險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」，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院訓。我和黃義合就是在中大新亞書院的課堂裏認識。

新亞書院的草木石，營造出一份令人舒泰的人文精神，至今難忘。雖然我們和哲人沒有在醫局街相交，但總算在中大新亞書院神交。

以下是該文的摘錄：

「桂林街與醫局街交界的一幢唐樓，是五十年代初一群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居住和講學的地方，他們包括錢穆、唐君毅等人，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。

1949年下旬，錢、唐二人以流亡學人的身分抵港，在深水埗貧民區定居，以桂林街61至65號為校址，與經濟學者張丕介一起創辦了新亞書院，希望在香港弘揚他們人文教育的理想。

哲人在深水埗生活了6年，桂林街、醫局街、南昌街、北河街和欽州街一帶都留有他們的足跡。

桂林街新亞書院舊址是一幢落成於1949年的唐樓。當年錢、唐、張三人窮困不堪，得到商人王岳峯的支持，才租下這幢住宅的3、4樓作校舍。

全校50多名師生就擠在這不足1,800呎，設備簡陋的校舍中上課，錢、唐、張三位教授亦居住於學校內。

當時的新亞是全香港最窮的大專院校：「校舍交不出房租、教授拿不出薪水、學生繳不出學費」（錢穆《新亞遺鐸》）。

學生大部分是來自調景嶺的流亡學生，身無分文，晚間露宿於學校的天台或樓梯間。

新亞哲人經常要四出勸捐借貸，以維持學校的運作。但他們卻窮得快樂，仍一直堅持艱險奮進、困乏多情的教育理想，以及復興中國文化的使命。

1956年新亞書院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資助，遷到農圃道新校舍後，這幢唐樓又重作民居。」

「沿醫局街向東行至170號，讀者可見到一幢三層高的白色騎樓。騎樓（shophouse）是20世紀初香港流行的敞廊式（arcade）商住混合建築物，一般樓高3至5層，2樓以上建有陽台，其支柱立於行人道上，形成可為行人避雨遮蔭的游廊。

騎樓一般為華人所居住，下舖上居，建築風格糅合中西，廣佈於20世紀初的東南亞商埠，如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新加坡、檳城等地。

深水埗本是一條小漁村，20世紀初才被開山填海，發展成一個新市鎮，20年間整個深水埗都興建了這類騎樓。戰後由於大量內地移民湧入，主要聚居於油麻地和深水埗一帶，這些騎樓不敷應用。

1955年政府修訂了屋宇條例，容許新建樓宇高度可高逾80英呎，以容納更多的居民，這些騎樓便不斷被拆卸重建，至今深水埗區剩餘的騎樓已為數不多。醫局街是深水埗的老街，二、三十年代整條街都建成了三、四層的騎樓，但如今只僅存170號這一間。」

以上介紹，摘自2005年1月9日明報〈深水埗的哲人足跡〉一文：

我們一般把所有舊樓當成唐樓，但騎樓才是他們的大師兄。其最大特式是支柱立於行人道上，以後大家便懂得分辨了。

騎樓日漸消失，因為住屋需求大增，樓層便要向高空發展。

而今天高樓臨立，因為炒賣需求大增，樓高即價高，即使屋大人空，高樓還保留著促進經濟繁榮、穩定負資產的偉大功能。

因此，把古蹟拆掉起高樓，一想到「地產經濟不景」等同三年零八個月的苦況，還有誰敢反對！

最後更新 : 03-08-2007 17: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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